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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大信托时代早日到来

访信托法、基金法执笔起草人蔡概还

  当前,信托公司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信托制度的运用日益广泛,公益慈善、养老、物业管理等领域都开始通过信托的方式开展,还有资管产品,依据信托法律关系设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起草人之一的蔡概还,在该法颁布实施5周年之际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不管狭义信托的前景如何,广义的‘大信托’时代必将辉煌”。如今,大信托时代到来了吗?对信托公司转型有何建议?带着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再次采访了《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执笔起草人之一的蔡概还。

  《金融时报》记者:狭义和广义的信托业分别指什么?

  蔡概还:通常认为,信托业在我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信托业,其法人受托机构专指信托公司。广义的信托业,其法人受托机构包括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他依法担任受托人的法人机构。

  就我国目前的实践情况看,信托制度的应用正朝着“广义”的方向发展,主要在以下领域得到了应用:一是信托型基金,包括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险资金投资计划和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基础设施信托投资基金等。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末,我国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余额为20.55万亿元,公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为25.56万亿元。二是遵循信托法律关系建立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末,我国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为26406.39亿元;职业年金基金累计投资运营规模约1.79万亿元。三是特殊目的载体(SPV)采用特殊目的信托开展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据统计,2021年全年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8815.33亿元,年末存量为26067.53亿元。四是公益(慈善)信托。我国2021年新增慈善信托备案单数247单,2016年至2021年累计备案793单;新增备案规模5.989亿元,2016年至2021年累计备案规模为39.65亿元。从存续规模看,目前,慈善信托接近200亿元。五是遗嘱信托。我国民法典第1133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正式将遗嘱信托与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继承并列作为财产传承方式。六是民事信托。我国《信托法》第三条提到了民事信托。我个人认为,只要受托人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就构成营业信托;反之,就是民事信托。民事信托尚缺乏监管,没有相关统计数字,从民事信托纠纷的现状来看,民事信托在我国应该还没有得到普遍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上述这些应用领域,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信托公司转型方向何在?

  蔡概还:我主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信托公司的行业定位与业务转型。到2010年年底时,信托公司全行业经营收入283.95亿元,信托业务收入166.86亿元,占比达58.76%,信托公司信托业务报酬收入首次超过固有业务收入。其后,信托公司的信托业务收入不断增加,主营信托业务的盈利模式得到不断强化,信托公司作为专业受托理财机构的市场地位得以确立。但目前信托公司以融资类信托业务作为主业,该类业务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而弱化,不宜作为信托公司长效发展的主营业务模式。我判断,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模式未来会发生质变,将由以融资类信托业务为主,转变为以非融资类信托业务为主,主要面临受托管理责任风险。

  二是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的关系。我除了全过程参与了《信托法》起草,全过程参与起草的另外一部法律是《基金法》。在起草过程中,起草组成员一致认为契约型基金遵循的是信托法律关系,并在《基金法》总则中明确:“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但要注意的是,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虽然都要履行受托职责,但他们并不是《信托法》下的共同受托人,即不需要共同处理信托事务,并对第三人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就此,《基金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明确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违反本法规定或者基金合同约定,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分别对各自的行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当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共同行为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时,双方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此,我把它解释为受托人职能分解,即将受托人职能一分为二,基金管理人承担受托管理职责,基金托管人承担受托保管职责,两者各司其职。实务中,基金托管一词被滥用,例如,非契约型基金也采用了托管制,导致同词不同义的现象出现,即同为托管,有的需要履行受托保管职责,而有的仅仅是履行保管职责而已。

  三是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载体。资产证券化能否成功运作的关键,在于证券化资产的“破产隔离”和“真实销售”。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组建SPV,通过SPV实现证券化资产与发起机构和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自有财产之间的法律隔离。目前,国际上构建SPV的通行做法,包括特殊目的信托(SPT)和特殊目的公司(SPC)。当前,我国无法采用SPC,因为目前我国《公司法》的调整范围未指向SPC,而SPC的原理与《公司法》的规定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可以这么说,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SPT是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唯一法律途径,但这一点目前并没有被足够重视和采纳。

  《金融时报》记者:对信托行业前景怎么看?

  蔡概还:总的来说,信托制度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我认为,广义的大信托时代还未真正到来。实际上,资管产品均依据信托法律关系设立。这是因为,资产管理的前提是资产隔离,即要从法律上实现“客户资产在资管产品存续期间独立于投资人、管理人、受益人各自的自有财产”。当前,我国能够实现资产隔离的法律工具,主要是我国《信托法》所确立的信托制度。对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根据资管新规的规定,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的资产管理业务构成信托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适用《信托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处理。如果未来信托制度能够植入我国的所有资产管理活动中,将有利于防止管理人“跑路”等现象发生,可以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外,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发展家族信托,有利于做大蛋糕;发展慈善信托,有利于分好蛋糕;发展兼顾家庭成员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家族慈善信托、家族股权慈善信托等,有利于在做大、做优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到了那个时候,我认为广义的大信托时代才算真正到来。

责任编辑:袁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