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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现代金融的奠基人之一

  长期以来,学界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其金融思想却未予以足够重视。事实上,梁启超不仅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职,还在这方面做过深入研究并发表过不少言论与文章。在其留下的海量文存中,专门谈财政与金融的就不下五十篇,不乏真知灼见,显示了其对现代金融制度与功能的深刻理解,被称为“中国现代财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

  引入“金融”一词的国内第一人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饮冰室文集》等。

  梁启超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以士绅身份参与乡政,在当地颇具影响。他自4岁起居家就读,不仅从父辈处学到了传统的文史知识,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17岁中举后师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领导京、沪强学会,与黄遵宪合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作宣传。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积极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并继续倡议“诗界革命”,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其一度入袁世凯政府,但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1917年辞去政职后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其他暂且不论,就拿“金融”一词来说,国内最早使用其写作的就是梁启超。缘起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开辟问答专栏时,一位“东京爱读生”读者来函提问:“日本书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国以何译之?”梁启超答曰:“金融者,指金银行情之变动涨落,严氏《原富》译为金银本值,省称银值……”这一解答虽不尽准确,“金融”并非“金银行情之变动涨落”,但他是第一个论及“金融”的国人却是无可置疑的。并且,他认为“金融”一词胜于严复创造的“同义”新词,故可直接沿用,若当时他另造一词,可能今日也就无“金融”一说了。

  进一步来看,梁启超在财政与金融改革上亦有筚路蓝缕之功。早年间,他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腐败统治所造成的经济颓废与财政危机,从振兴民族的立场出发,坚持“洋为中用”,学习西方发展农工业生产、举办公债等成功经验,研究货币的职能与历史,考证中国古代的币材,并设计和阐述一系列财政改革方案,试图扭转当时的经济金融危局。辛亥革命后,他又深入研究了币制和金融政策以及银行制度与纸币发行等,并更加系统地提出了以金融为核心,经济、财政、金融一体化的改革建议,归纳起来就是整顿赋税、改革货币制度,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举办和利用公债及改革财务行政等几个方面。

  除了“坐而论道”外,1914年他担任熊希龄内阁的造币局总裁后终于有了实践机会。在其主导下,持续铸造了十亿多枚的“袁大头”,有效驱逐了各种劣币,事实上统一了货币。直至1917年段祺瑞组阁他才当上财政总长,不料段祺瑞只是想利用其声望筹措军费,加之各省军阀割据,尾大不掉……四个月后他便黯然离去,心中规划的改革大计和政治生涯也从此画上了句号。值得一提的是,其间他还积极推动中国银行的重组,对其科学治理乃至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都是功不可没的。

  倾情书法 “一天常尽二十纸”

  康有为与梁启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二人还有师生之谊。康有为擅书法广为人知,尤其他写的那本书法理论专著《广艺舟双楫》轰动一时。其实,梁启超亦精书艺,这点很多人却不清楚。

  清代中晚期也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复兴期,大量金石碑版的出土给以馆阁体为主流的书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特别是阮元、包世臣、张裕钊、康有为等人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使碑学盛行。儿时的梁启超为求功名自然不能免俗,对欧阳询、“二王”一路的书法着实下过一番苦功。有一次他在粤秀山“三君祠”看到陶浚宣写的一副魏碑对联后,顿时被这一全新的书风所吸引,便萌发了追陶习碑的念头。但由于那时他年纪尚小,功力不逮,对魏碑、隶书等虽有接触却终难深入。一直到他18岁那年,经同窗陈千秋引荐,拜在康有为门下,学识、书艺方有大进。

  彼时国家形势风云变幻,康梁一帮知识分子正为变法图强而奔走呐喊,自然对书法不会太“用心”。应该说,梁启超第一次系统研习书法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他在日本一住就是十多年,常抽余暇“驰情柔翰,遍临群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启程回国前夕,梁启超还特意抽时间临写了一通《张猛龙碑》。可见其对书法尤其是对魏碑学习的热情。

  梁启超于书法进益的第二阶段则是其归国后。虽即刻卷入了纷繁复杂的政治活动之中,但却未放弃书法。这一时期,除治事之外,梁启超多以作书自娱。他曾写信请朋友代购《史晨碑》《乙瑛碑》《东海庙残碑》《嵩高灵庙碑》《郑文公碑》《兰亭序》等十几种汉魏碑帖,并从《礼器碑》入手学习隶书。心情好时,每天三四小时见客做事,三四小时写文章,其余时间全用来练字,且无丝毫厌倦之意;心情不佳时,也以写字排遣烦闷,且比以前更加勤奋,“一天常尽二十纸”。

  第三阶段则是在梁启超退出政坛后。他将大量时间用于钻研书法,特别是魏碑的临摹与创作。1925年正月前后品题碑帖之兴大发,他对150余件汉魏碑拓进行题跋,内容涉及金石鉴定、历史考证、艺术品评、风格渊源等各个方面。这些题跋也成了研究书法史的一项重要材料,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

  观《流沙坠简》 开书法创变路

  关于梁启超书法,有人赞其隶书,有人夸他楷书;有说其学碑,有认为他取帖……但都没有谈到核心——其书法的创新性何在。

  梁启超的魏碑作品早期多以《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样式出现,间或有李瑞清、陶浚宣的影子,直至50岁左右方显质的变化:起笔虽仍以方笔为主,但运笔沉稳、方圆结合、变化丰富,结体更是别具一格,走向鲜明、成熟的自家风格。特别是题跋类作品,雅化意识更是明显。他的这一创变思路来自《流沙坠简》。该简的问世不仅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于文字史、书法史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为书家的创作创新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策略,即用帖的细腻、精致来破解碑的荒率、粗野。梁启超尊碑绌帖的书法观念也随之改变,不再坚守康有为的碑学至上论,在实践中还大胆地将“二王”与《张迁碑》融合一起,开启了新的书风。

  梁启超的书法随着岁月推移,逐渐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他开创了一种既非楷书亦非行书,又非纯粹魏碑;既巧妙地融合了篆、隶、楷、行、草、章等多种书体,又恰到好处地纠正了碑书粗率之弊的“梁体”。虽无康(有为)书之魄大雄伟,但神采奕奕,温文尔雅,如见其平易近人学问淹贯之风采。遗憾的是,正当他的书风趋于成熟、迈向巅峰时却戛然而止(57岁辞世)。原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社长马衡对他的书法推崇备至,称其“晚清以后殆无有出其右者”。

  他还是中国第一个用西方美学理论来阐述书法的学者。1927年,其在清华大学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上作了题为《书法指导》的讲演,指出中国写字之美是独特的民族之美,总结出书法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个性的表现等诸要素,阐述了“计白当黑、协调统一、不可重复性”等理念,并提出“各种美术之中, 以写字为最高”的结论,颇具国际化视野,比那些传统的心得式、体悟型的书论无疑要高出许多,也为日后书法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奠定了学术基础。

  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变就是“变”。梁启超生于清朝、民国过渡的大变局时代,无论是与康有为的分道扬镳,还是政治立场的多次转变,抑或是文艺思想的前后不一,皆体现出其理性、善变的特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今日之我攻昔日之我”。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