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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子哥和小山东

  六子哥带我进城读书那年,北京正举办亚运会,是1990年。当时我读初一,他读高三。六子哥的名字不是六子,他也不是排行老六。六子哥在我们堂兄弟中排行老大,小名六一,是在爷爷61岁时出生的,所以叫这么个名字。村里叫类似名字的人很多,有叫五十的,有叫六十的,起名的缘由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大家平时不叫六一,而叫六子,就不得而知了,或许这样叫着顺口吧。

  村里不通公共汽车,公社才通。公社是个老名称,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社改乡已经很多年了,可是大家叫习惯了,一直就这么叫。村里到公社有十几里地,六子哥带我一路步行,先走小路再转大路。小路是机耕路,是过往的人、骡马和拖拉机用脚掌和车辙踩出来、碾出来的。大路是公路,是一条省道,叫五乌线,从哪里到哪里,并不知道,但它比机耕路平很多,而且路面上铺有砂石,下雨也不泥泞。上小学都是在小路上来回,只有上中学,才往大路上走。我的铺盖卷儿在六子哥头上顶着,我说:“这样太累吧,背着走吧?”六子哥说:“朝鲜族妇女都是头上顶东西的,很厉害。”之前没听说过,也不好细问,看六子哥腰杆挺直,在前面健步如飞,我也加快了脚步。

《丰收景象》 张桂绒 作

  之前也进过城,父亲到城里给四轮车斗喷字,我和弟弟扒在车斗上进了城。但那次哪里也没去,我和弟弟在农机厂院子里捡了许多螺丝螺母,作为纪念带回去了。此番进城,和往日不同,若当时学过孟郊的《登科后》,一定会吟诵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来。怎样坐上班车,一路上怎样看风景,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下车,在中山影剧院门口看到一种奇妙的水果,黄色的,一枝一枝连在一起,像张开的手掌。想起平日议论,有同学说,一种水果叫香蕉,长得像个人手。在同学这样讲前,我真的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水果存在。为此我汗出如浆,深感不安。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平时对我的尊重,荡然无存了。因为有人明确这样讲,你不过看的书多,但见过的东西很少。如果仅仅是没见过,还不够可怕,关键我还真的不知道。总之,当时很郁闷,很尴尬,很受刺激,放学回家,一路上我默不出声,因为不知该说什么好。六子哥问:“想吃吗?我给你买。”我说:“嗯。”六子哥买了两根香蕉,递给我。我拿在手里摩挲,表皮非常光滑,好像涂了油脂,又像打了蜡。仔细端详,果真就是一根胖胖的手指啊!而且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这种香味实在是太香了,苹果、杏子、李子,还有村里可见的苹果梨、香水梨、猪头梨、酥梨等各种梨子,都无法与之相比。轻轻撕开果皮,露出又一根手指,白白的,软软的,咬一口在嘴里,那种舒爽和惬意,无法用语言形容。那几个家伙讲得没错,香蕉果真是天下最好吃的水果。在这个时候,我犯了一个差不多和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的错误,在吃了第一根香蕉后,居然把第二根也吃了。全部吃完了,才向六子哥道谢,连连感叹,“香蕉真是好吃!”六子哥“嗯”了一声,再没说别的话。默不出声,带我去大姑家。当时高中有宿舍,六子哥住在学校里。初中没宿舍,我住在大姑家。我低声问,“六子哥,你没吃过香蕉吗?”六子哥又“嗯”了一声。我感觉非常愧疚,但已经无法弥补了。

  不料,更惭愧的还在后面。开学第一课,老师让大家一起唱《亚洲雄风》,同学们欢呼雀跃,齐声说好。那一刻,我知道,在城里读书和村里读书的最大区别,不只是知不知道香蕉,还有会不会唱《亚洲雄风》。其他人都会唱的歌曲,我不仅不会唱,而且不知道。不是知道,故意说不知道;不是会唱,故意说不会唱。是真的不知道,也真的不会唱。老师没教过,村小也没听人唱过。南郭先生在滥竽充数时是什么感觉,我真正体会到了。这种感觉,就是非常难受。只能长大嘴巴,不敢出声。很多年后,我与《亚洲雄风》曲作者徐沛东老师聊起这件事,依旧心绪难平。

  放学后,我垂头丧气回到大姑家。发现六子哥也在,还有一个大男孩,个子比六子哥稍微矮一些,但身板比六子哥宽,脸盘比六子哥大。发型、装束全部和六子哥一样,也是理着小平头,下身蓝布裤,上身是有四个暗兜的蓝布褂,和中山装有些像,但皱巴巴的。不同的一点是,六子哥穿的是家做布鞋,他穿的是黄胶鞋。六子哥说,“今天开学,感觉怎样啊?”听我讲了不会唱歌的事儿,大男孩安慰我说,慢慢就会唱了。在聊天过程中,知道他是六子哥最要好的同学,山东人,六子哥管他叫小山东。

  星期日没课,我会步行去学校看望六子哥。有时六子哥不在宿舍,就找小山东。于是小山东就满校园帮我找,有时找到,有时没找到。找到了,六子哥就去食堂买几个馒头回来,和我一起吃。学校食堂卖的是机制馒头,很白很虚,比家里蒸的馒头白得多虚得多。找不到时,就向小山东请教一些不会的问题,他每次都讲得很详细,也很透彻,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在我不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来看我。当时表哥和我一起住,读初三。我一个初一学生,有他们三个人帮,学习简直如有神助。期中考试班级第三,年级没有名次。期末竞赛,班级第一,年级第二。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寒尽暑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和中考时节。记得在考前一晚,六子哥和小山东又来看我了。问我每天晚上学到几点,我说十一点。问表哥学到几点,表哥说,也是十一点。小山东说,“初一学到十一点可以,但初三这样,就睡得太早了。”我和表哥都感觉很没面子,小山东和六子哥尽管没说他们学到几点,但肯定比我们学得晚。我们这样早睡觉,是不是很不合适?入睡前,心怀忐忑。

  记不清准确时间,六子哥、小山东、表哥都考完了。也不知什么时间,出成绩了。考得怎样,不知道。只记得六子哥身体更加瘦了,比之前同学给他起的绰号“芦柴棒”,更加像“芦柴棒”了。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眶里,脸色黄黄的,整个人脸好像是在颧骨上蒙着一层皮。在地里,只干活,不说话。割麦,一句话不说。挑麦,一句话不说。干什么,也不说话,只拣最重的活干,不停地干活。那时,奶奶瘫在炕上,动不了,也不会说话,见到六子哥就哭。

  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学年开学很早。六子哥在家里脱麦打场,我一个人沿着他之前带我进城的路,去了学校。放学回到大姑家,发现小山东守在大姑家门口。还是那身蓝布裤褂,还是那双黄胶鞋,还是小平头,只是脸上多了很多忧郁。他急匆匆地问我:“你哥呢?”我说:“在村里打场。”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那时,村里没电话,只有见面问,才能问到。问罢,他急匆匆走了。第二天早上,我正背着书包出门,他又来了。问我:“你哥呢?”我说:“不知道啊。”他说:“我要回老家了,一定要见你哥一面,你们家怎么走?”我告诉他,从陕坝坐车到太阳庙,然后沿着公路怎样步行,到哪里再转土路。他听完,又急匆匆走了,居然没用笔记。看他走远,我才想起来,返回乡下的班车,下午三点才有。连忙追上去,告诉他。他说:“知道了”,头也不回,继续往前走了。第三天下午放学,看到他又在大姑家门口等了。这次,我知道,他不是为找六子哥了,是为找我了。他说:“我到你们村了,找到你哥了,还和你哥一起脱麦了。”乡谚说,“男人怕割麦子,女人怕坐月子。”脱麦是比割麦还要苦重还要难干的活儿,所谓“龙口夺粮”,麦子上场后,村人争分夺秒脱粒打场。脱粒机一响,就没有停歇的时候。有的从垛上递麦捆,有的在脱粒机口解麦捆,有的往脱粒机里塞麦捆,有的在脱粒机下掏麦粒儿,有的挑麦草。劳动强度最大的是掏麦粒儿,不仅汗如雨下没有瞬间歇息,而且鼻腔里吸满尘灰,甩一把鼻涕都是黑黑的泥。这样的活儿,自然是六子哥干。我想,小山东那天遇到打场,估计他也干了。

  小山东说:“这活真不好干,我给你哥说了,别在村里种地了,还是继续读书吧。”表哥已在复读,小山东劝他继续努力,也叫我好好读书。我想问他,接下来,他要不要复读,又没有问。他对我说:“我回山东老家了,和你告个别。”现在想来后悔,那时我竟然没有叫他一声哥,而且始终没问他姓名,只记得他叫小山东。后来,六子哥到石家庄读书了,表哥到呼和浩特读书了,他俩都学了医。放假回来,我问六子哥:“和小山东有联系吗?”六子哥说:“给他老家写了几封信,都没收到回信。”

  前几天,在《读者》杂志看到一篇散文,叫《好想江南》。写高中同班同学友情的,很感人。我微信发给六子哥,说想起你同学小山东,他高考后去大姑家找你的故事,也挺感人的,不知他现在何方?已经年逾五旬,在陕坝做医生的六子哥回复:“我也不知道,很想知道。”

  陕坝,就是当年六子哥和小山东读高中的地方。抗战时做过绥远省临时省会,现在是我家乡的县城。

责任编辑:原健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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